关于中国新诗，废名说：“胡适之先生最初白话诗的提倡，实在是一个白话的提倡，与‘诗’之一字可以说无关，所以适之先生白话诗的尝试做了他的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声。”又说：“直到现在，一般做新诗的人都还是陷于一个混乱的意识之中，以为一定要做新诗，而新诗到底不知道应该是一个什么祥子，大家纳闷而已。”（《周作人散文钞·跋》）我是信服这些看法的，觉得一方面胡适的《尝试集》是白话文而不是白话诗亦即新诗的《尝试集》；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诸位新诗人所做的都可以说是新诗的《尝试集》。说穿了大家都还在尝试而已，当然从形式上看新诗不会一准“是一个什么样子”，所以成功的尝试并不在这里；新诗应该另外有一个诗之为诗的方向，而且是为大家（包括写诗和读诗的人在内）所认可。或者要说现在的新诗较之初始不知有了多大进步，怎么还要翻老皇历，实际上我是承认进步之后才说这样的话。不过我想一切最多还只是“成功的尝试”。
现在要谈的是新近出版的金克木新旧诗合集《挂剑空垄》，以上所说好像都是题外话，其实不然，我们划定了范围则好说话，有关这本书只打算涉及其新诗部分，旧诗姑且从略。关于新诗其实都已说了，显然这也是尝试之一，也自有其成功之处。话说到此又不免要暂时扯开，因为想起前些时有位朋友和我谈到近来为大家所交口称赞的穆旦，我说无论如何不喜欢拿诗来讲道理，我看英国的“玄学诗”如此，我看穆旦亦然。上面也提到“大家”，如果这是大家都认可的方向，那么关于新诗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我想诗之为诗别有道理。一首诗写出来的只是字面，意味却在字面之外，其间有所超越。字面提供了超越的可能性，我们就说是神来之笔。那一派人所少的正是这个神来之笔。“神”即诗意，就其实质而言，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，与理性思维全然不同。但是这个区别，又不尽是过去说滥了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区别，那还是在门外说话。道理可以融汇在诗的思维之中，但是诗的思维不能归结为道理，从道理到诗，其间还有一个过程。回过头去讲金克木，我觉得他一向都很看重神来之笔的，比较起来，还是更喜欢他一些。
《挂剑空垄》里的新诗，从三十年代写到八十年代，最好的要算最早的那部《蝙蝠集》。《蝙蝠集》中，又以“美人辑”最值得注意，虽然一共只有三首。我说“最值得注意”，因为在中国新诗史上这样的作品很少，简直就像填补了一个空白。那么再来引述一句废名的话：“中国人生在世，确乎是重现实，少理想，更不喜欢思索那‘死’”，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，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。”（《中国文章》）“美人辑”写的是死亡之美，金克木在这里正好比是废名所说的“厌世诗人”，美对他来说不是对生活可有可无的点缀，而是独立的成分，具有终极的意义，所以他可以超越了现实去感受美。刚才说到诗的思维，特点正是以美为指向的。而神来之笔之为“神”，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局限于现实。道理其实还是凝滞的，并不是个境界，不能算是理想。相比之下美是理想，现实中美并不解决问题，或者说美只解决美的问题。要说用处，“美人辑”这样的诗几乎全无用处，与一切真正的诗相同，但是诗的用处恰恰是在各种用处之外，否则我们读了别的干吗还要读诗呢。当然我不是要拿“美人辑”当榜样，更不是拿它当唯一的榜样，然而我们的新诗史上有过这样的作品，我们真该说尝试不无其成功之处了。最重要的是写诗和读诗的人不能以现在通行的这副眼光去看待诗，然后新诗乃告真正成立。这样也就用不着再提“尝试”了。
关于神来之笔，这里只说到“神”，此外还有一个“笔”字，即所谓诗是语言的艺术。这似乎是早期诗人（包括金克木在内）多少要吃些亏的地方。这回我读《挂剑空垄》弄明白一件事情，即白话诗的尝试是伴随着白话文的尝试进行的，二者不能截然分开。那时白话文的某些习惯如今已经改变，那时的白话诗如今读来就难免有些不习惯，虽然说起来差异也只在些微之间，而他们在语言上的追求未必不比后人更著力。也许应该在当时的语境中去体验永恒的诗意，就像我们读古诗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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